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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德国浪漫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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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7552010947
作者:陈恕林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06月
版次:1
印次:Array
页数:
开本:32开
字数:
纸张:胶版纸
包装:精装
印刷时间:2016年06月01日
商品详情 商品评论
  • 内容简介

    18世纪末发端于德国,随后在欧洲各地出现的浪漫主义,是一次波及范围大,影响深远,其“余波”至今尚未停息的文化思潮。其波及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诸领域,席卷了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本书探讨的德国浪漫派,是这个思潮的源头,特指18世纪90年代至1850年前后由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等掀起,随后又有布伦塔诺、阿尼姆、克莱斯特、霍夫曼、艾兴多夫等大批作家参与的一场文学运动。

     

    德国浪漫派对后世有着难以估量之影响,它不仅是现代派当中诸多流派之源,更在西方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有特殊地位。

     

    《论德国浪漫派》是自19世纪中叶“西学东渐”以来,我国学者系统研究德国浪漫派的第一部专著。不仅对德国浪漫派的形成历史研究得十分透彻,而且将德国浪漫派放入启蒙运动、德国古典文学,以及同时代的斯拉夫语世界的文学、英语世界的文学(包括北美文学)、罗曼语世界的文学、北欧文学等与它有关的文学广阔视野里一起考察。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对历史上关于德国浪漫派的论争有着独到见地。方便读者一本书把握德国浪漫派,更有助于推动我国学术界对德国浪漫派的深入研究。

  • 作者简介

    陈恕林,男,195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1954-1959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选修德国语言文学。自1959年10月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德语文学研究、翻译,重点研究德国浪漫派

     

    主要论著有:《德国浪漫派及其评价问题》《E.T.A.霍夫曼及其评价问题》《海涅与德国浪漫派》《魏玛古典文学与德国浪漫派》《从德国浪漫派看“积极”与“消极”浪漫主义划分问题》和《启蒙运动与德国浪漫派》。作品多次入选《中华文库》系统工程。其中,《启蒙运动与德国浪漫派》于2004年获香港世界华人交流协会和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颁发的“国际优秀论文奖”。

     

    主要译著有:霍夫曼长篇小说《雄猫穆尔的生活观》、中篇小说《斯居戴里小姐》;霍普特曼剧本《织工们》《马车夫亨舍尔》、中篇小说《索阿纳的异教徒》《道口看守员蒂尔》;霍赫胡特剧本《代理人:一出基督教悲剧》;卡尔?迈长篇小说《银湖宝藏》;德国民间故事选《厄伦史皮格尔的故事》;托马斯·布热齐纳恐怖俱乐部系列丛书《魔鬼电车·碧眼男人·隐形怪物》;等等。

  • 编辑推荐

    作者积聚三十多年心血之作,完整而又巧妙地梳理了德国浪漫派的历史,“细致入微”而又“宏阔之至”。使读者既能深入到德国浪漫派诸派别其里,一窥各派别的细致“风貌”;又能延展至与德国浪漫派有关的同时代文学现象、文化思潮以及政治事件等广阔视野里,全方位、多角度的把握这一文学现象。本书行文酣畅淋漓,严谨洒脱, 趣味隽永,使德国浪漫派的灵性、自在尽现字里行间,十分具有可读性。

     

  • 试读

    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文艺思潮,浪漫派政治上所追求的是自由解放,摆脱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启蒙运动精神孕育下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是检验人们政治立场、思想倾向的试金石。1792 年,年方19岁的浪漫派作家蒂克在致友人的信里表示:“现在,我日夜思念着法兰西,如果她遭殃,我就蔑视整个世界。”  随着法国革命和战争的发展,战争与和平问题牵动着千百万人的心,它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和文人墨客写作的主题。针对康德的论著《为了持久的和平》(1795),青年弗 · 施莱格尔发表了他的重要政论文章《试论共和主义》(1796)。他从天赋人权的观点出发,认为公民不仅享有立法权,也应拥有执法权,并且在无法忍受专制主义压迫或者宪法遭到破坏时,甚至还有暴力反抗的权利。施莱格尔的文章不仅批判了康德的错误观点,同时也反驳了英国政治家伯克(Edmund Burk)及其追随者对法国大革命的攻击。伯克在《反思法国大革命》(1790)一书里,以所谓暴力行为违反历史发展规律和传统为由,谴责法国大革命,鼓吹渐变式的改革。他的书译成德文后,广为流传。人们曾认为它对德国浪漫派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使人们改变了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弗 · 施莱格尔这篇文章以及他在90年代写作的其他论著,对事情的是非曲直作出了明确地分析和判断。

     

    艺术上,浪漫派向往创作自由,弗 · 施莱格尔声称,浪漫主义文艺不受任何文艺法则制约,“诗人的‘专断’,不容忍任何法规约束”,乃是浪漫主义诗歌的“第一条法则”。诗人诺瓦利斯本着启蒙运动精神,提倡思想的独立自主,他说:“理智不是要求人人都是他自己的立法者吗?世人应该只服从他自己(制定)的法则。”  浪漫派并没有让他们的文艺主张停留在口头或书面上,而是将其付诸实践,在创作中,他们的确“独断专行”,随心所欲。浪漫派之前的德国文学,存在理性化、教条化的现象和倾向。给人以索然寡味的感觉,除歌德、席勒等少数个别作家外,在国外影响寥寥。浪漫派给它“注入新鲜的血液”(梅林语),使之生机勃勃,富有魅力,从而改变了它的面貌和形象。

     

    启蒙运动思想家所确立的思想,尤其是事物不断发展并日臻完善的观念,也为早期浪漫派所接受。孔多塞关于人类社会能够不断进步和完善自身的理论,对19世纪的哲学和社会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在最后一部,同时也是最重要和最著名的论著《人类精神进步史梗概》中,阐明了人类社会可以不断进步、日臻完善的观点,要消灭民族之间和阶级之间不平等的看法。这部论著的发表,特别是由于它产生的特殊背景(作者1794 年3月在狱中死亡前完成),在德国尤其在早期浪漫派中引起广泛关注。如上所述,1795 年,在这部论著问世当年,弗 · 施莱格尔就及时撰文热情称赞。他的胞兄奥 · 威 · 施莱格尔原来也打算撰文嘉许,论文虽然没有写成,但他1798年在《断片》第195 则里对这位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和哲学家表示了敬意。正是在包括孔多塞在内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不断发展”的思想影响下,弗 · 施莱格尔把浪漫主义文学称为“渐进的诗”(progresive Poesie)。这位浪漫派理论家、代表人物之所以这样说,显然有他自己的道理。在他看来,世间万事万物,无不在不断发展变化中,这个“发展变化”是无穷无尽的,尽善尽美的事物是没有的,完美无缺的文艺作品也是不存在的。因此,浪漫主义的诗只能是“渐进的诗”。浪漫派把无穷无尽和永无止境(Unendlichkeit)看作自己所追求的艺术理想。这个理想蕴涵着事物不断发展变化、永无止境的辩证法思想。弗 · 施莱格尔给浪漫主义诗所下的定义,体现了浪漫派的艺术主张和理想。从上面的简略叙述不难看出,浪漫派的某些见解同启蒙运动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早期浪漫派不仅继承而且发扬了启蒙运动精神。汉斯 · 马耶尔在《不幸的意识》(1986)中评论卢卡契对浪漫派的评价时指出: 卢卡契否定了浪漫派继承歌德以及德国启蒙运动某些基本立场的历史合理性,他不仅把启蒙运动与浪漫派看作是尖锐对立的,“而且与马克思不同,他未看到恰恰在德国历史思维上,浪漫派作家与启蒙运动的基本观念相比,是一个重要进步;他未看到启蒙运动的,因而也是资产阶级的某些自由解放的科学原则,不是经过德国古典文学,而是首先经过早期浪漫派获得继续发展的。” 虽说浪漫派与启蒙运动有着继承关系,但毋庸讳言,两者在下列问题上也存在矛盾: 其一,在宗教问题上;其二,在理智同情感和幻想的关系上;其三,在早期浪漫派作家同一些后期启蒙运动者的关系上。

     

    在宗教问题上,浪漫派作家同启蒙运动者发生了严重的碰撞。他们对“正教”(Positive Religion)情有独钟。早期浪漫派圈内的基督教神学家、现代基督教新教神学缔造者施莱尔马赫,在关于宗教问题的演说里坚决捍卫“正教”,攻击启蒙运动者把“自然教”(Natürliche Religion)当成真正的宗教。在他看来,自然教“只是个微小和单薄的宗教”,很少显示出虔诚来。因此他责怪启蒙运动者只重视自然教而憎恨正教。  诺瓦利斯在他的《基督教或者欧罗巴》里严厉批判了启蒙运动,说它对天主教的憎恨“逐渐上升为对圣经,对基督教信仰,最终甚至上升为对宗教的憎恨”。

     

    正是启蒙运动使世人从教会的监督下,从宗教的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从而为浪漫派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前提。然而浪漫派在享受启蒙运动恩惠的同时,却也付出了代价,亦即失去了同基督教的联系。可是,教会是不允许浪漫派所追求的那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思想自由存在的。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和施莱尔马赫等人,既要享受那样的自由,却又不愿失去同教会的联系,于是便试图另起炉灶,独自创造一个宗教。事实表明,他们的创建计划无非是一纸空文。这样,1808 年,在诺瓦利斯逝世(1801)数年后,弗 · 施莱格尔终于皈依了天主教,其他早期浪漫派作家随后也相继投入天主教的怀抱。这意味着他们同启蒙运动的精神渐行渐远。随着早期浪漫派在19世纪初年的解体,浪漫派开始向后期过渡。

     

    早期浪漫派与后期浪漫派的一个区别,反映在对待启蒙运动的态度上。同早期浪漫派相比,后期浪漫派对启蒙运动的谴责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艾兴多夫对启蒙运动的看法和态度在文学界比较典型。他在其《18 世纪小说同基督教的关系》(1851)一书里,对启蒙运动进行了全面的攻击,这位诗人持这样的态度并不奇怪,因为他是个天生的天主教徒,判断问题的是非曲直总以天主教信仰为准绳。据称,他之所以敌视启蒙运动,是因为启蒙运动“导致蔑视任何正教特别是天主教”。在他看来,启蒙运动的罪恶在于:“启蒙运动最终的后果……乃是而且无非是生活的渐渐终结”,家庭被“腐蚀”,国家遭“蚕食”,在“日甚一日的粗野的和日益强烈的破坏欲中,上帝终将被取缔”。

     

    在如何看待理智同情感和幻想的关系上,浪漫派作家与启蒙主义者再次狭路相逢。如上所述,浪漫派重主观,厚情感,爱幻想。启蒙运动崇尚理性主义和理性至上,这自然引起浪漫派的反感和非议。在他们看来,理性主义乃是文艺之大敌,它势必扼杀文艺,使之枯燥乏味,丧失魅力。诺瓦利斯在《基督教或者欧罗巴》一文中抱怨说,一些启蒙运动者“孜孜不倦地把文艺从自然中,从大地上,从人的灵魂和科学中清除出去。—根除神圣的任何痕迹,通过冷嘲热讽使人们对一切动人的事件和人物的怀念变得兴味索然,拆除世界上一切五光十色的装饰……”

     

    此外,在处世哲学问题上,早期浪漫派同一些“平庸浅薄”的后期启蒙主义者(如弗 · 尼古拉、卡 · 戈 · 莱辛、梅克尔)也发生了冲撞。以尼古拉为首的这伙“平庸之辈”所倡导的健康理智、中庸之道和功利主义这类说教,令浪漫派作家极为反感。这帮“凡夫俗子”竟敢援引莱辛的精神,甚至竟敢将这位德国启蒙运动代表人物抬举为“平庸启蒙运动的英雄”(Held der seichten),更令他们怒火中烧。在他们看来,“平庸的启蒙主义者”与鼠目寸光、因循守旧、热衷于中庸之道和囿于平凡琐事的市侩是一路货色,理应受到口诛笔伐。弗 · 施莱格尔在著名的《论莱辛》(1797)一文中,对这伙“平庸的启蒙主义者”进行了尖刻的批判,以捍卫真正的莱辛精神,他说:“的确,倘若莱辛重返人间,看到人们不厌其烦地赞美那些他本人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加以否定的东西,看到人们怀着片面和不公正的偏爱,只是分析和颂扬他本人竭力给予最低评价,并且较少谈论的那些东西,与此同时,却根本不愿意和不能够觉察到他的言论、评论中最独特和最重要的地方,看到这些,他即使不感到惊讶,也会感到奇怪,他会露出并非毫无反感地微笑!”   

     

    弗 · 施莱格尔接着指出:“恰恰是他生前曾经竭力抨击的那些诗坛上中庸之道的卫士们(Mediocristen)、文坛上的稳健主义者和一知半解的顶礼膜拜者,竟敢将他美化为中庸之道的名流……仿佛他是他们中的一员!对此他肯定会感到吃惊的。”

     

    对待启蒙运动参与者,浪漫派善于根据其不同言行和表现,区别对待。对于尼古拉等一些“平庸的启蒙运动者”,他们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和痛斥,而对于欧洲的伟大启蒙运动者诸如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他们十分敬佩和称赞。诺瓦利斯就把伏尔泰尊为“最健康、最有教益的作家”。当然,他们也很赏识本国的门德尔松和康德关于启蒙运动的论著。对德国启蒙运动的旗手莱辛,他们推崇备至。在德国作家中,弗 · 施莱格尔格外赏识的除格奥尔格 · 福斯特,就是莱辛。他把这位德国启蒙运动代表人物誉为“民族和时代的真正作家” ,属于“革命英才”之列。他特别赞赏莱辛的个性和人格,称他具有“可敬的刚强的原则性”,有“伟大、自由的生活作风”,有“最勇敢的独立自主”精神。

     

    《跳蚤师傅》手稿在法兰克福出版商维尔曼斯处被当局查出。卡姆普茨随即向内务部头子弗 · 冯 · 舒克曼控告作者“违背纪律”,“公然粗暴地诽谤一位行政官员”。舒克曼在致首相哈登堡的公函中称霍夫曼是个“玩忽职守、极不可信、甚至是危险的行政官员”,并声称要把霍夫曼此前在“直调会”任职审案中的态度,以及当年在波兹南用漫画讽刺当地普鲁士驻军的事件一并进行清算。1822 年2 月7 日,怒不可遏的普鲁士国王下令,24小时内务必审讯霍夫曼。2 月8 日,医生海 · 迈尔对霍夫曼的健康状况作出结论,断定他没有出庭受审的能力,这才使这位生命垂危的患者得以幸免。

     

    《跳蚤师傅》后来虽然发表了,但经过当局审查机构的删节,已变成面目全非的东西。那些揭露卡姆普茨一伙办案中弄虚作假,恶意诬陷的章节被抽了出来,一直封存在普鲁士档案馆里,直到1905年才被发现。《跳蚤师傅》的原稿于1908 年(一说1906 年)公开发表后,霍夫曼晚年的政治思想状况才为世人知悉。歌德时代的中篇小说(Novelle),多以故事的“新奇”和“闻所未闻”为主要特征。霍夫曼发展了这些特征,使之具有了神秘莫测和令人恐惧不安的色彩。中短篇小说在他的整个文学创作中占有独特地位,它们大多收入《仿卡洛风格的幻想作品》(1814)、《夜谭》 (1816 — 1817)和《谢拉皮翁兄弟》 (1819 — 1821)等3个多卷本小说集里。此外还有个集子名为《最后的小说》,收入了他的14个中短篇作品。这说明在霍夫曼文学创作中,中短篇小说数量占有很大比重,虽说它们并非篇篇都是精品,却不乏脍炙人口的名优佳作,诸如:《 骑士格鲁克》《除夕之夜的离奇经历》《赌运》《斯居戴里小姐》《德 · 拉皮瓦埃迪尔侯爵夫人》《虱子海玛托哈》《美丽的曼陀罗》和《表兄的楼角窗口》等。

     

    《骑士格鲁克》 (1809)是霍夫曼的处女作,这是一篇文学随笔,描写故事的叙述者“我”同早已亡故的德国18世纪作曲家克里斯多夫 · 格鲁克(1714 — 1787)于19世纪某年一个秋日在柏林的“奇遇”。“我”所遇见的这个人虽说举止古怪,但他的艺术见地不凡,因此“我”乐意了解他,并跟随他去了他的住处,欣赏他弹唱《阿尔米达》 (格鲁克的代表作之一),但他始终不知道这个怪人姓甚名谁。临别时,怪人才自报家门称“我是骑士格鲁克”。作品通过这个怪人的言论批判了当时的艺术现状、批判了音乐界的半瓶醋水平。在作者看来,他的主人公虽然举止古怪,其艺术追求却是高尚的,在他身上体现了真正艺术家的气质。今日的读者阅读这篇小说,一定会想到安娜 · 西格斯描写卡夫卡与果戈里在布拉格“奇遇”的故事,作者仿效霍夫曼,让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作家奇迹般地坐在一起,议论文学领域的是是非非。由此可见,霍夫曼小说艺术的影响是多么久远。

     

    《除夕之夜的离奇经历》 (1815年春)是霍夫曼受到密友沙米索《彼得 · 施莱米尔奇遇记》 (又名《失去影子的人》,1814)的启发而创作的。《彼得 · 施莱米尔奇遇记》写一个穷愁潦倒的年轻人外出谋生时,被一个魔鬼装扮的人所迷惑,用自己的影子去换取对方的魔袋。虽然他从此要什么有什么,顿时成了富豪,但因为没有影子而处处遭人嘲笑,不敢白天和月夜外出,而且还失去了女友。《除夕之夜的离奇经历》的主人公施皮克尔,是一个已婚德国画家,同样受到幽灵的捉弄,使他如醉如痴地爱上天仙般美貌的女子朱丽塔。除夕之夜他与朋友来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在这里他又见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情人。归国时,他愿意把自己镜中的影像留给对方,以表示其爱的真诚。从此他因为没有镜中的影像而坠入无边的苦海,处处遭人嘲笑,还被妻子拒之门外。绝望之际,他表示愿意把自己的身体、生命和灵魂献给朱丽塔,以换回自己的镜中影像。朱丽塔要求他向自己和她的一个神医朋友发誓,断绝与其家庭的关系,永远忠于自己。正当他用鲜血书写誓言时,他的发妻闯进来,警告他不要上当。这时他才恍然大悟,迷途知返,扔掉纸和笔,怒斥对方是地狱中的恶棍。朱丽塔和她的神医朋友顿时消逝。施皮克尔的荒唐行为得到妻子的谅解,不过他仍然需要找回自己的镜中影像。小说的结尾颇为耐人寻味,施皮克尔外出寻找自己的镜中影像途中,遇见了为失去自己的影子而苦恼的彼得 · 施莱米尔。两人结伴而行,但动机各异,前者想得到后者的镜中影像,后者则想得到前者的影子,但结果事与愿违,两人的希望都成了泡影。这样的结局似乎表明,蒙受黑暗势力捉弄的人,虽然迷途知返,但却苦海无涯。

     

    《赌运》 (1818 — 1819)的故事围绕着一个骑士的赌博运气和冒险经历展开。骑士梅内尔原先鄙视和厌恶赌博,涉足赌场后却成了狂热的赌棍。运气总是与他相伴,因而赌运亨通。他逢赌必赢,很快就成了巴黎最富有的人。后来头上的“吉星”离他而去,变成逢赌即输。末了,不仅把全部家财输光,而且还赔上了夫人。小说通过骑士梅内尔这个人物,揭露和批判了赌博的危害: 它使人丧失良好的品德,甚至失去人性,变成冷酷无情的人,最终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身败名裂。《赌运》属于欧洲和德国传统的框架结构小说之列,如《一千零一夜》、博伽丘的《十日谈》、歌德的《威廉 · 迈斯特》等。所谓框架结构小说,是一种传统的文学形式: 一篇小说插进一个或多个故事,或者说,一个故事引出一个或多个故事来。霍夫曼的《谢拉皮翁兄弟》中的一些作品,所采用的就是这种框架结构形式。《赌运》是一篇构思巧妙,情节引人入胜的小说。

     

    中篇小说《斯居戴里小姐》 (1819)在霍夫曼最著名的小说集《谢拉皮翁兄弟》中占有特殊地位。近两个世纪以来,它被不断重版,还多次被改编成戏剧或广播剧,成了作者传颂最为广泛的作品,对它的介绍和评价需要多花费一些笔墨。小说以17世纪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巴黎为背景,写一个古怪艺术家的离奇故事。金首饰匠卡迪亚克为无法克制的占有欲驱使,经常深夜外出谋杀他的顾客,夺回已卖出的首饰,致使全巴黎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连女作家斯居戴里小姐也被卷入刑事案件中来。卡迪亚克在一次作案中被人刺死,巴黎人终于结束了多年来的恐惧与不安。

     

    这篇小说被人称为“真正谢拉皮翁式的小说”,这是因为它既有历史依据,又是想象的产物,这就是说,从小说创作所依据的素材与构成的成分来看,它是历史事实与作家幻想结合的产物。霍夫曼一生未曾到过巴黎,对100多年前的巴黎社会与法国宫廷生活并无直观的了解。但他涉猎过大量有关的历史文献和资料,诸如伏尔泰的文化史巨著《路易十四时代》 (1751)、法国学者皮塔瓦尔的《独特稀奇的诉讼事件》 (德文先后出版于1782;1792 年)等,特别是德国历史学教授瓦根赛尔的《纽伦堡编年史》为霍夫曼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资料,他从中了解到法国女作家斯居戴里小姐的奇闻轶事,接触到许多发生在当年巴黎贵族社会触目惊心的诉讼案件。根据这些史料,霍夫曼为小说绘制了一幅现实主义或者近乎现实主义的社会历史背景图,并在此基础上虚构了一个古怪艺术家的离奇故事。主人公卡迪亚克是个古怪的人,也是个狂人。他不仅外貌古怪,而且心灵和举止也很反常。此人作为一个手艺人,“技艺十分精湛”,他不情愿也不能容忍自己的杰作落入他人手里。强烈的占有欲和变态心理,驱使他成为艺术狂人,堕落为强盗和杀人犯,最终落得个遇刺身亡的下场。小说在追溯“艺术狂人”疯癫与犯罪原因时,提出了所谓生物遗传学问题。作品把主人公的变态心理和无法克制的占有欲,归因于母亲怀他时一次可怕的外遇对胎儿产生的奇妙影响。也就是说,主人公的问题是遗传的,天生的。这种神秘主义的解释,这种宿命论观点,流露了作者对主人公的同情和怜悯。其实,霍夫曼笔下的卡迪亚克,并非彻头彻尾的坏人,而是个精神分裂、双重性格的悲剧人物。

     

    《斯居戴里小姐》产生于德国侦探小说的滥觞时期,比美国爱伦 · 坡的《莫格街谋杀案》早25年问世,一些评论家称它为德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重要的侦探小说”,对后世此类小说产生过一定影响。无疑,这部小说含有众多侦探小说因素,诸如特定的故事背景、谋杀、侦探活动等,作者还运用了一些侦探小说的技巧,例如把无辜的人描写成犯罪嫌疑人,把罪犯却描成无可怀疑的人,还有暗示谁是案犯,等等,当然也还描写了案情是如何查清与处理的。人们有理由将这样一篇作品归入侦探小说之列,但从小说内容和结构来看,它却并非纯粹的和典型的侦探小说。也许作者本来就不打算把它写成这样的作品,而是要借助侦探小说模式,通过扣人心。

     

    《魔鬼的迷魂汤》 (Die Elixiere des Teufels)是一部以意大利为背景的小说,描写一个年轻修士梅达杜斯因喝了“迷魂汤”,犯下累累罪行的故事。小说主人公梅达杜斯是个卡卜齐修道士,在好奇心驱使下,偷喝了修道院秘藏的“魔鬼的迷魂汤”,顿生邪念,爱上来修道院做忏悔的美貌少女奥莱丽。他在逃出修道院,寻找美貌少女途中,看见维克托林伯爵坠入山谷,而他自己因与伯爵容貌酷似,被人误认为是维克托林,他则将错就错,冒充伯爵与他的情人欧菲尼厮混在一起。他发现欧菲尼的女儿就是他苦苦寻找的奥莱丽,可是欧菲尼和奥莱丽的哥哥却千方百计阻挠他与奥莱丽寻欢作乐,一时气恼便杀了欧菲尼和奥莱丽的哥哥。梅达杜斯行凶后遁入一位侯爵的府邸,不巧在这里他又遇见奥莱丽,作为凶手,他遭到拘捕。孰料他的那位“同貌人”维克托林突然出现,承认自己是杀人凶手。原来他虽坠入山谷,但并未死,只是失去理智,成了一个疯疯癫癫的人。梅达杜斯获释后,佯称自己是莱昂纳特,与奥莱丽相爱。他们结婚那天,梅达杜斯忽然看见,囚车押着维克托林去行刑,情急之中他高喊自己才是那个凶手。他意识到自己暴露身份,凶多吉少,便用刀刺倒奥莱丽,仓皇逃跑,路上昏厥倒地,被人送进罗马附近一家修道院。醒来后,他在那里阅读了一位老画家的手稿,从中得知自己的身世。原来他是意大利画家达 · 芬奇的学生弗兰西斯科(Francesco)的后代,他的祖先由于背弃基督教,耽于感官享乐,用艺术亵渎神灵,与女模特野合生子而遭天谴,其后代注定要成为罪人。他还弄清楚了,原来欧菲尼、奥莱丽兄妹、他那个“同貌人”维克托林,都是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姐妹!他们也像梅达杜斯一样,在承受着命运的诅咒。梅达杜斯决心回到自己原来的卡卜齐修道院,改邪归正,在这里他又亲眼目睹参加受戒礼的奥莱丽,被疯疯癫癫的维克托林用刀刺死。奥莱丽的死让梅达杜斯从“迷魂汤”的迷惑中彻底清醒过来,他接受修道院长的建议,把自己一生非凡的经历记录下来,以警戒后人。小说《魔鬼的迷魂汤》就是梅达杜斯的真实记录,他写完这部自述,在奥莱丽去世一周年之际,在修道院里平静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魔鬼的迷魂汤》这部小说,充满宗教神秘主义色彩和听天由命的思想倾向。画家弗兰西斯科因耽于肉欲和亵渎神灵而遭天谴,致使他的后人陷入疯狂、乱伦、凶杀等罪恶之中而无法自拔。霍夫曼小说里描写的爱情,已不具有任何神圣、浪漫和美丽的性质,只是一种令人沉沦的肉欲,这种灵与肉的冲突,最终导致人的毁灭。小说中唯一理智健全而又没有恶行的人物,就是那位美貌少女奥莱丽,她的行动本来可以消除压在家族身上的诅咒,最终却死在维克托林手下。她的死亡是一个残酷的象征,说明生在这个家族里的人,即使像奥莱丽这样白璧无瑕,也难逃天谴的命运。梅达杜斯的觉醒象征着理性最终战胜了肉欲,同时也象征着弗兰西斯科罪恶家族的彻底灭亡。在西方文化中有“恶”的品性可以遗传后代子孙,导致家族毁灭的说法,法国的所谓“萨德主义”(Sadismus),就是这种文化传统最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从这个角度来说,霍夫曼的《魔鬼的迷魂汤》具有惩恶扬善的美学效果,也是一部情节紧张,引人入胜,可读性很强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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