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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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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7544762588
作者:[中国]格非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06月
版次:1
印次:Array
开本:32开
纸张:纯质纸
包装:精装
印刷时间:2016年06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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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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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2007,微缩五十年时代变迁,演绎幽微处世情人性。
    “中国zui美的书”设计者陆智昌倾情担纲设计。
    《望春风》是格非获茅盾文学奖后的首部长篇大作,亦是集其30年文学创作精华的成熟之作。《望春风》具有微缩中国乡村当代史的意义,在创作过程中备受文坛、媒体和读者瞩目。
    儒里赵村,江南一座简朴而风景如画的乡村,号称祖先是世代簪缨的高门望族。在这里,似乎天大的秘密都能守得住。浩劫岁月中维持完整,时代变迁中悄然离析。小说刻写家乡的村庄逐渐衍变的复杂过程,通过个人命运、家庭和村庄的遭际变化,描写江南乡村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运动,并展现它可能的未来。
    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乡村是无可回避的精神源泉。《望春风》完成了一次几乎不可能的返乡之旅,以回到“过去”来看“当下”的观念,余韵悠长、值得咀嚼的历史片段,置于时代长河背景的“桃花源”气象,如“清明上河图”般娓娓道来的手卷写法,描绘乡土中国的活色生香,发见普通人的高贵品质,定格日常生活的瞬间永恒。
    “江南三部曲”写江南,《望春风》则是对江南故事更为专注、集中和彻底的表达。相对于“江南三部曲”,《望春风》更接地气,更加沉稳,更有温度,更多地关注时代洪流下乡村的人情之美。在对历史的沉思中,用宏阔又精致的结构,以及极为老辣纯熟的文字,对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乡村作了告别。同时,为读者打开一个小小的山口,“仿佛若有光”。
     

  • 作者简介

    格非,1964年生,江苏丹徒人,当代著名作家、学者,清华大学文学教授,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有《迷舟》《相遇》等中短篇小说四十余篇,《欲望的旗帜》《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等长篇小说六部,以及《小说艺术面面观》《小说叙事研究》《文学的邀约》《博尔赫斯的面孔》等论著和随笔集多部。

  • 编辑推荐

  • 试读

    履霜坚冰至

    父亲天不亮就被人叫走了。

    隔壁的接生婆老福去水码头洗菜,顺便告诉我,父亲和村里的壮劳力都被派到青龙山去了,不知去做什么。他说恐怕要很晚才回来,让我有空给圈里的羊喂点草,中午就去婶婶家吃饭。

    我刚给羊喂完草,就看见同彬踩着高跷,一颠一颠地走到我们家门口,来了一个漂亮的转身,得意地望着我笑。我问他,村里的大人们去青龙山干吗去了?同彬再次让高跷离地,反向腾空,转了半圈,向前打了好几个趔趄,这才算把高跷稳住,“屌毛!差一点摔我一跟头。听说青龙山那边发现了铁矿,要搞什么大会战。我妈和赵会计也去开矿了,我一个人乐得自在。”

    同彬所说的赵会计正是他爹赵长生。他以前是大队的会计,去年秋收时偷了一袋小麦回家,被赵德正给免了。会计一职,改由高定国担任。

    同彬还说,“老家伙”让我去一趟,马上就去。“谁知他葫芦里卖什么药?”同彬传了话,就踩着高跷,沿着池塘边的小路往西去了。他说要去祠堂前的大晒场练练后空翻,可刚走到红头聋子家的山墙边,就摔倒在他们家的茅坑上,溅了一脸的粪。

    师娘冯金宝正在门首照壁前晒被褥。我低低地叫了她一声“冯先生”,师娘笑呵呵地应了一声,告诉我赵先生正在杩子上出恭,让我等一会儿再进去。平常,赵锡光不让我们叫她师娘,而要叫她冯先生。称呼女人为先生,听上去多少有点别扭。可赵先生说,师娘原本也读过书,按老规矩,应该叫她先生。我们只能照办。据说,老两口坐在家里吃顿饭,也要“先生请”、“娘子请”地谦让半天,互相争着往对方碗里夹菜。可是,据同彬说,两人一旦闹起别扭来,发了急,与村里的愚夫愚妇 “一个屌样”。赵先生拍胸打肚,婊子长、婊子短地骂不绝口,而师娘骂起赵先生来,也是一口一个“烂屌芯子”。

    赵先生穿着一件褐色的绸面印花棉袄,头戴绒线暖帽,端坐在书房的写字桌前,像是正在给什么人写信。他背后的墙上,有一幅《溪山狩猎图》。旁边还挂着一幅字,据说是周蓉曾的手笔:

    履霜坚冰所由渐

    麋鹿早上姑苏台

    我们每天上课时,都看着这幅字,却始终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倒是先生书桌上的那对乌木镇尺,写有对联一副,读上去通俗易懂:

    读古书变化气质

    友多闻开拓心胸

    书房的北墙,有一扇木格子窗,露出后院的一角。檐下挂了十几张纱布虾网,还在不住地往下滴水,空气中隐隐有一股腥味。东北角的一棵海棠花树上栖息着两只白鹭,深黑的枝条上,缠着去年的丝瓜藤,衬出一派蓝色的晴空。院子里的大片空地暂时还荒着。每年的七八月间,当火红的罂粟花开满了院子时,我在阁楼上远远就能望见。赵锡光偷偷地在院里种罂粟,已经很多年了。到了秋末,赵锡光摘下棉桃似的果实,用小刀划开桃壳,挤出白白的汁液,用来熬制鸦片膏。

    “说吧,腊月二十九这一天,你和你爸到什么地方去了?”赵锡光用嘴唇抿了抿毛笔尖,皱着眉,继续写信,头也不抬地对我说。

    我忽然记起,父亲曾私下嘱咐我,不要将去半塘走差的事告诉别人,只得胡编了一通瞎话来对付他,“山脚下的驼背老舅三十晚上生人,今年八十岁,也是个烈属。我们去给他做寿。”

    赵锡光没吱声。直到他终于写完了信,把笔一扔,两只鹰隼似的眼珠直勾勾地看着我,嘴角逼出一丝冷笑来,对我说:

    “村里人(这时师娘推门进来,先生招呼她:你也过来坐坐),村里人都叫你呆子,对不对?我也差一点被你骗了。你呆吗?”

    这句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我意识到,在这样的场合,无论我表示肯定或否认,都是极不合适的。

    “其实,你一点都不呆。村里人才是呆子。别跟我翻白眼好不好?你脑子里的鬼点子一点都不比你那没出息的爹少!”先生怒威渐盛,口气也变得峻厉起来。

    师娘见状,赶紧打圆场说: “你好好说话,可别吓着人家孩子。”

    我知道,倘若一味死扛硬顶,先生接下来就要走过来揪我耳朵了。他过来揪我耳朵也不要紧,只是我受不了他嘴里那股难闻的大烟味。说实话,赵先生还是第一次这么认真地跟我说话。应当说,与礼平相比,先生平时很少骂我。就算我背不出书,他也只是打个哈欠,摆摆手,让我离开。这倒不是他有意对我另眼相待,而是我这样一个人,也许根本就不值得他较真吧。因此,你可以理解,当我怀着对父亲深深的愧疚,将半塘走差的全部过程向他和盘托出之时,心里多少也有一点自己终于受到了认真对待的受宠若惊。

    先生听完了我的话,与师娘对望一眼,半晌不说话。

    最后,师娘怒气冲冲地说: “如今不是新社会吗?不是有婚姻法吗?春琴那孩子,才多大年纪?顶多也就十五六岁,怎么能说嫁人就嫁人呢?我原本想再等上几年,把她说给定邦。她娘也是应承过的,风都放出去了,这大呆子冷不防插上一脚,什么意思嘛!四儿也真糊涂,红口白牙许了我,怎好说变卦就变卦?再说了,他赵德正,轿夫出身,家里穷得连根针都找不见,日子怎么过得出来?要不,今天下午我就到半塘跑一趟?”

    “没用的。”赵先生说,“你那老表妹吃了呆子的魔法,五迷三道的,早就失了心性。你去了,这话怎么说?依我看,这事不简单!一年不到,家里先后死了三个人,怎么说都有点邪门。这事不简单!”

    赵先生再次冲我摆摆手,示意我可以走了。

    我走到他们家天井里,还听见书房里飘出一句话来,是先生说的: “都说瓦注者巧,金注者昏,呆子这个本钱下得可真大呀!”

    说真的,刚才,师娘与先生的那几句话,我有一大半都听不明白。可从他们的口风判断,春琴要嫁给的那个人正是大队书记赵德正。不要说赵先生和师娘,就连我听了,也觉得两人不般配。不知为什么,一想到春琴就要落到又老又丑的赵德正手里,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我本来是要去池塘前的打谷场上找同彬的,却没头没脑地穿过弄堂,来到了后村婶婶家的大门前。

    不过既然来了,时间也到了中午,那我就进去吃口饭吧。

    奇怪啊!刚才,我明明瞅见婶婶坐在门前的碌碡上,跷着二郎腿正在吃饭,怎么一眨眼的工夫就没影了呢?这才多大工夫,婶婶家的大门忽然关得严严实实。我敲了半天的门,堂哥赵礼平这才把门打开。婶子和堂妹赵金花坐在一张矮桌边,都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我。婶婶问我有什么事。我那时已经感觉到气氛有点不太对劲,还只得硬着头皮对她说,我是来吃饭的。

    “吃饭?”婶婶笑了笑,“这时候哪还有饭?我们早就吃过了。一粒米都不剩。真是不巧,你要是早来一步就好啦。”

    我的堂哥礼平飞快地摸了一下他的小油嘴,也在一旁帮腔道: “早上剩了点红薯粥,我们早就喝了个精光,没啦!”

    我那小堂妹赵金花,那时才五六岁,竟然也跟着他们拼命地点头。我后来一直不太喜欢这个堂妹,甚至于有点厌恶,大概跟记忆中这个铭心刻骨的场景有点关联吧。我瞅见婶婶家的灶台上还冒着缕缕热气,空气中弥散着一股好闻的香味。不用说,那是青蒜末和腊肠丁混合着焦米饭的特殊香气。我只好自认倒霉。

    父亲不是会算命吗?他或许已算出我去婶婶家讨碗粥喝,大概没有多大问题,却没有算出他们家煮了珍贵的蒜末腊肠焦米饭。为了不至于让自己的处境显得过于可怜,我假装没事人似的冲着婶婶笑了笑,说: “没关系,爸爸早上出门,在锅里给我烙了张大油饼。我回家去吃油饼好啦。”

    没想到,婶婶一听我这么说,立刻就把脸沉了下来,“你说你这孩子,怨不得人家叫你呆子呢!你们家明明有油饼,还到我家来要饭吃!”

    “要饭吃”三个字锥心刺骨。我拼命地咬着嘴唇,尽量不让自己的眼泪掉出来。跟婶婶告了别,我迈开大步往家里走,就好像家里真有油饼等着我似的。我走到弄堂口,迎面撞见叔叔披着一件漏着棉花的灰袄,手里拿着一根剥了皮的杨树枝,赶着他那头白花花的大猪郎,正朝我走过来。叔叔张口就问我吃过饭没有。我只能据实以告。叔叔愣了半天,用杨树枝在公猪的屁股上抽了一把,像是赌气似的对我说了一句: “你跟我来。”

    我跟在叔叔身后,一步也不落下。他去猪圈,我就跟着他去猪圈。叔叔把猪郎牵到猪圈里,往公猪的食槽里扔了一把青草,在猪栏外的木桶里抄水洗了洗手,这才进了屋。这一回,婶婶打量我的眼神里,嫌恶和愤怒已经懒得掩饰了,似乎在问:你又来干什么?

    叔叔把裤子往上提了提,对婶子说: “我哥一大早就被队上派去青龙山开矿了。他在姚家桥遇见我,叮嘱我给孩子管顿饭。你给他随便弄点吃的吧。”

    婶子道: “我们自己也是有上顿没下顿的。喝了早上剩下来的一点粥汤,这会儿肚子还在咕咕叫呢,哪来吃的呀?”

    婶子公然地给叔叔递眼色,毫无防备之心,大概是打心眼里认为我就是个呆子吧。叔叔是个实诚人,听见她这么说,就吩咐道: “那你赶紧舀点面来,好歹替他摊一张面饼,点点饥吧。”

    没想到,叔叔这一说,婶子突然就暴怒起来。她随手将抹布往灶台上使劲一丢,指着叔叔的鼻子骂道: “狗日的,这么不明事理!成天牵着你那猪郎,日完东家日西家,我看你是日昏了头!你哥哥放个屁,闻着也是香的,他的话就是圣旨啊?吃了黄狗屎,不识好歹。我们家哪来的面啊?过年包馄饨的面,还不是到更生家借出来的?”

    被婶婶这一骂,叔叔也没了主意。他抄起一张葫芦瓢,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咕咚咕咚地灌了下去,把瓢一扔,推开门,到里屋“挺尸”去了。他这一走倒不要紧,落下我一个人,实在不知如何是好。在那个时刻,我忽然对广播里天天在说的“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句话,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

    事到如今,我已经忘了那天中午我是如何离开婶子家的。只记得,当我经过婶子隔壁的更生家时,更生的老婆突然从门里出来,让她儿子永胜给我送来一个染有红点的馒头。

    父亲从青龙山回来的时候,已是满天的星光了。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轻手轻脚地走路(惟恐把我吵醒),而是一进门就兴奋地喊我起床。我在睡梦中被他吓了一跳,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呢。我穿好衣裳,睡眼惺忪地从阁楼上下来。父亲已经把带回家的一大碗白米饭,隔水蒸热了,端到了我面前。

    那碗白米饭上还盖着一层萝卜烧肉。我用筷子扒拉了一下,肉只有两块,也不像父亲吹嘘的那样又大又肥。父亲将落在蓝布包袱上的饭粒捡起来,塞到嘴里,一边得意地问我,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有闻到肉味了?他坐在桌边,抽着烟,一动不动地看我吃饭。我每吃一口,父亲的喉结就缩一下。我不由得停下筷子,问父亲有没有吃过饭。

    他想了一想,说: “要不你给我剩一口?你要是饿,全吃光了也没事。”

    听父亲这么说,我就知道他没有吃饭。很有可能,这碗饭本是他一天的伙食。他走了十多里地,给我捎回来,就是为了让我闻闻肉味。我只吃了小半碗饭,用筷子将那两块肉埋在碗底,装出吃饱的样子,对父亲打了个饱嗝,就上阁楼睡觉去了。父亲央求我再多吃一点,我没搭理他。

    我站在阁楼的小木窗前,看着父亲坐在灶前的板凳上吃饭。当他吃到我藏在碗底的那两块肉时,我看见他的肩膀剧烈地抖动,开始抹眼泪了。这是我第二次看见父亲流泪。第一次是在去年夏天,我因为吃了伴着龙糠的油泥,拉不出屎,肚子胀得像鼓一样,父亲往我嘴里灌韭菜汁时,哭过一回。

    父亲在灶堂里流泪,我也在阁楼上哭。

    父亲并不在乎我知道他在哭。

    我也一样。

    那天的后半夜,我蒙眬中听见父亲蹑手蹑脚地爬上楼来,在我的床边坐了很久。就在黑暗中那么呆坐着,不说话。我背过身去装睡,也不搭理他。后来,在不知不觉中,真的睡过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后,发现自己的裤腰带不见了。哪儿都找不到。开始,我有点疑心,会不会是父亲把我的腰带自己拿去用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太可能。父亲凡事心细如发,不会如此行事。

    我揪住裤腰,从阁楼上的梯子上下来,发现那根腰带在父亲的床铺上被摆成了一个圆圈。父亲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我拿开腰带,掀开被褥,发现里面有一个用麻布衬衫包裹的圆鼓鼓的东西。打开衬衫,里边是一个大号搪瓷缸。揭开瓷盖,里边有一个烤白薯,还有半截玉米。手一摸,还是热的。

    我坐在门口的路槛上啃玉米,看着被风吹皱的塘水。隔壁的老福奶奶带着一个四十出头的女人,来到了院子里。老福手里捏着一把湿淋淋的芫荽,对那个陌生女人道: “这就是他家。”随后又转身嘱咐我说,爸爸让我寻点草来喂羊,中午就去德正家吃饭。说完,她就颠着小脚摇摇摆摆地走了。

    那个妇人身穿黑棉袄,头戴绿方巾,颧骨高耸,脸颊被北风吹得红红的。大脚,大手,大脸盘。说的是江北话,满脸带着笑。

    她说她从泰州来,早上坐头一班船到大港,然后一路打听,来到了我们村。她没说有什么事,只是问我父亲什么时候回来。随后,又反复追问我,到了天黑,父亲会不会一准回来。听她的口气,她本来是准备待到天黑的,只是到后来临时又变了卦。

    她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毫无必要地把我拉到身边,用两腿紧紧地箍住我。摸我的手。摸我的胳膊。摸我的头。最后,她又让我坐在了她的腿上。她的眼睛里亮汪汪的,身上有一股好闻的香味。我还是第一次与一个女人挨得这么近,有点不太习惯,下腹部有一阵既舒服又难受的抽搐。

    她摸了我半天,忽然问我,家里有没有石碱?我在水缸边的灶台上找到一块石碱递给她,她就起身烧了半锅水,把我按在木盆里,给我洗头。洗完了头,又帮我洗了脸,洗了脖子。满盆的清水不一会就变得乌黑。她在给我洗头的时候,告诉我三句话。她让我牢牢记住这三句话,一字不落地转告父亲,而且只能在我和父亲两个人的时候,也就是说,在绝对没有第三个人在场的情况下,才能把这些话告诉父亲。要是别人问起,“打死了也不能说”。

    第一句,泰州那边来人送信;

    第二句,南通的徐新民被抓,事情不太好;

    第三句,要做最坏的打算。

    她说完了这三句话,又让我重复了两遍,这才放心。我问她,“徐新民”是哪三个字,妇人说,她也不懂是什么字,只晓得是这个音。据此,我马上就可以判断出,这个女人不识字。她从门背后找来一块围腰,替我把头擦得干干净净。然后,她又端详了我半天,轻轻地碰了碰我的脸,说了一句让我终身受用的话: “我还从没见过眉眼生得这么俊秀的孩子。”通过这句话,我对自己的相貌第一次有了一个基本概念。她在我肩上拍了一下,让我到院子里去呆一会儿,顺便把头发晒干。正因为多了“顺便”这两个字,我立刻意识到,她是在把我支开,以便用一下我们家的马桶。

    妇人来到院中,抬头看了看天色,对我说,她得赶紧走了,一会就要变天了。下午会有一场大雪。

    说实话,虽说她嘱咐我的那三句话,已经在我们之间建立了牢固的信任感,对她的离开,我多少有那么点依恋不舍,但她说下午会下雪时不容置疑的口吻,使她的形象再度变得陌生起来。我不得不再次抬头打量她。我觉得她是在说梦话。太阳还好端端地在天上挂着呢!一朵朵雪白的云絮,堆在蘑菇房的屋顶上,瓦蓝瓦蓝的天空下,没有一丝风。更何况,眼下早已开了春,池塘边的柳枝上已经垂下缕缕鹅黄色的丝绦,这时节怎么会下雪呢?她已经沿着风渠岸边的大路往前走了一段,好像是想起了什么事,又转身走了回来。她来到我身边,也不说话,抓过我的一只手,塞给我两块包着玻璃纸的水果糖。我看见她的身影在风渠岸的大坡上一点点地变小,一会就看不见了。过不多久,她头上的绿方巾,又在对面的土坡上一点点地变大,一直升到坡顶,然后向西,很快就消失在一道灰蒙蒙的山梁背后。

    我对于父亲让我去德正家吃饭感到困惑不解,也可以说有点恼火。好像他嫌我昨天在婶婶家所受的折辱还不够似的。德正家正在起房造屋,家里木匠、泥瓦匠、帮工一大堆,饭菜自然不会差,但在我眼中,德正要比婶婶可怕一千倍。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不过,父亲既然这么吩咐了,恐怕自有他的道理吧。我是抱着父亲交代给我的某种使命(而非单纯的口腹之欲)前往德正家的。我还带上了竹篮和镰刀,打算吃完饭就去他们家后面的磨笄山寻草。有了竹篮和镰刀打掩护,我心里踏实了一些—一旦在德正家碰了壁,没人招呼我吃饭,我就可以装作是出来寻草的,悄悄走开就是了,面子上也不至于太难看。

    我走到红头聋子家的小院边上,迎面遇见唐文宽挑着粪桶站在了路当中。他朝我不怀好意地傻笑。我要从篱笆这边穿过去,他就用右边脏兮兮的粪桶挡我的路;我要从挨近池塘的一边绕过去,他又用左边的粪桶来拦我;我要从他扁担下钻过去,唐文宽就蹲下身来。没办法,我只得停下来与他搭话。他见我站住了,索性歇下担子,把扁担往粪桶上一搁,坐在担子上与我说话。他的笑有点不太正经。

    “你妈妈来看你啦?”

    “我妈?在哪里?”

    “刚才从你们家出来的那个大屁股女的,不是你妈妈?”

    “她不是我妈。她从泰州来,给我父亲捎口信来的。”话一出口,我就被自己的轻率吓得魂飞魄散。那个好心肠的女人再三叮嘱我,不要把她到访的枝节告诉任何人,可她人还没走远,我就已经将这个秘密泄露给了第一个遇见的人。好在唐文宽对这些不感兴趣,他继续一本正经地朝我眨眼睛,笑道:

    “傻孩子!她就是你妈妈。我认得她。如果我是你的话,现在就去追。别愣着呀,放下篮子赶紧去追。她这会最多走到十八亩,你要去追,完全来得及。快跑,咚咚地跑!抄近路,追上她,什么都别说,缠着她,跟她回家。她们家就住在城里的糕饼街。右边有一个油条铺子,左边有一个麻花铺子。她家里养着两只雀子。一只金雀子,一只银雀子。每天早上,金雀子从油条铺子叼回一根油条,银雀子从麻花铺子衔来一根麻花……”

    我知道他在愚弄我,可也拿他没办法。他就喜欢与村里的孩子嬉闹,一旦编起故事来,出口成章,用不着打底稿。这就好比在他家听说书,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哪些故事是书上写着的,哪些故事是他随时编出来的。关于我母亲的这篇故事还没有说完,他老婆王曼卿已经在水码头边叫他了。唐文宽笑嘻嘻地站起身,挑起粪担,似乎意犹未尽,又对我说了一大串古里古怪的话,我连一个字都听不懂。每当他说出那些谁也听不懂的鬼话时,总是一动不动地观察我们的反应。他大概很喜欢欣赏我们脸上疑惑不解的神情吧。说怪话,是唐文宽与孩子们恶作剧的最后一幕,好比餐后的点心,而最后,照例是旁若无人的哈哈大笑来收场。

    好不容易摆脱了唐文宽的纠缠,我刚走到祠堂边,就看见堂哥赵礼平也拎着篮子,从柏生家的草垛边闪了出来。我有点不想搭理他,就装出没有看见他的样子,并暗自加快了步子。

    礼平很快就撵上了我。

    他问我到哪里去。想到昨天中午他对我的无情无义,我故意大声对他说: “赵德正请我去家里吃饭。”礼平明显地愣了一下,似乎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他并没有就此放过我,像影子一样在我身后紧紧地跟着。我走他走,我停,他也停。每往赵德正家走近一步,我对他的厌恶就增加一分。

    有两个妇女在打好的地基上往墙缝里灌浆。德正和更生两个,拉着尼龙绳,正在地上撒石灰线。我到了近前,故意在德正身前身后晃悠,以便让他看见我,好招呼我去吃饭。可德正画完了石灰线,又帮着马老大拌麦秸泥去了。直到马老大问我,那个戴绿方巾的女人打哪儿来、是我们家什么亲戚时,德正总算是意识到了我的存在。他转过身来,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礼平,“吭”的一下擤出一把鼻涕来,搓了搓手,慷慨地对我们命令道: “你们两个小鬼,这时候才来?赶紧去吃饭!”

    他说的是“两个小鬼”。明明白白。我和礼平同时扔掉了手里的草篮和镰刀。在奔向饭桌的过程中,礼平跑得飞快,扔下了一大截。

    德正家的新房就建在磨笄山下。除了几座坟包和一丛丛的杂树,附近没有一户人家。因为新房还没有建起来,没有生火做饭的地方,赵德正就借了离那儿最近的小武松家,给木匠和泥瓦匠供饭。我和礼平一口气跑到小武松家,工匠们早已吃完了饭,歪在桌边剔牙了。虽说饭桌上只剩下了些冷菜残羹,但没有大人的管束,我和礼平都吃得十分尽兴。等到小武松的老婆银娣把一碗剩汤热好了重新端上桌来,我们因吃得太多,已经感到微微有些头晕了。

    从武松家出来,礼平建议我们去山上的便通庵寻草。他腊月里曾去过一次,便通庵前的池塘边长满了肥嫩的青草。去便通庵要翻过一座山包,路途虽然远一些,但我们撑得满满当当的肚子,正需要一段山路来消食。

    我在路上吃了一颗糖。我把漂亮的玻璃糖纸剥开,将糖捡入口中,再将红色的糖纸在手心里抚平,凑在阳光下,两面看了看,这才小心翼翼地将它叠好,放入裤兜中。整个过程,多少有点炫耀的意味。我原以为礼平会立刻跟我要糖吃。如果他要,我当然会给。可礼平一声不吭,假装没看见。那颗糖反而成了负担。等到我们开始爬山的时候,礼平一只手箍住我的肩膀,假惺惺地对我笑道: “你嘴里什么味?怎么这么好闻?”我马上就把兜里的那颗糖掏了出来,给了他。

    我们走到半山腰的树丛里,看见雪兰拎着满满一篮猪草,后边跟着她弟弟小斜眼,正从山坡上下来。礼平就叫住了她,要和她斗草。雪兰看了看礼平,又扭头看了看我,也不说斗,也不说不斗,而是怯怯地笑了一下,对我们说: “你们两个都有糖吃,哪来的?能不能也给我一颗?”礼平就笑嘻嘻地朝她走过去,将脸凑向她耳边。雪兰傻呵呵地笑着,主动把耳朵侧向他。小斜眼拽着姐姐的裤子,仰头看着他们。礼平说: “你嘴巴张开,我把糖吐在你的舌头上。”

    雪兰的脸陡然阴沉下来,凶狠地瞪了我们一眼,对着礼平骂了句“我日杀你家妈妈”,一把拽过她弟弟,头也不回地走了。

    站在磨笄山的山顶,矗立在对面山梁上的便通庵便可尽收眼底。这座古庙不知何时所建,我们只是听说,村里的媒婆马老大在还俗之前,曾在这座寺庙里修行多年。这座荒寺是我们大队最北的边界。寺庙的北坡下,有一道清澈的溪流,人称“金鞭湾”。金鞭湾月牙形的河道围住了一个蓊蓊郁郁的小村庄,名叫“野田里”。

    野田里再往北,就是滚滚长江了。

    便通庵虽说近在眼前,仿佛伸手可触(我甚至能够看见池塘里凫游的野鸭),但要走到那里,却并非易事。因为它与磨笄山之间还隔着一条长满荒草和荆棘的深壑。在闹饥荒的那些日子里,父亲成天躺在床上,眨巴着眼睛算命。他最终算出的结果是:既然便通庵的池塘夏天开满了荷花,到了深秋时节必有莲藕可挖。可是,当父亲叫上瘸腿的叔叔,扛着铁锨,提着马灯,连夜赶到那里的时候,还是晚了一步。那座池塘早已被人掘地三尺,翻了个底朝天。

     

    “还去吗?”礼平缩着脖子,抖抖索索地朝便通庵的方向指了指,语调中有一丝为难和担忧。我立刻就明白了他为何要这样问。刚才还是好好的晴天,转眼间已变得一片昏黄。风向稍稍偏向东北,大片的乌云缓缓地朝我们头顶压过来,细盐似的雪粒,扑扑簌簌地打在我们身上,在山上的乱石中跳跃着。紧接着,雪珠变成了雪霰。很快,雪霰又变成了纷纷扬扬的飞絮,天空转而变得阴暗沉黑。

    不大一会工夫,在漫天的雪幕中,便通庵已经看不见了。

    一直等到地上有了一层积雪之后,我和礼平才转身往家走。我的脑子里一直在想着上午来家的那个女人。这个来无踪去无影、头戴绿色方巾的妇人居然如此神通,明显不是一般人。她大清早急匆匆地赶来送信,想必有什么大事正在发生。如果她的家果然在泰州,如果她走得足够快,这会儿应该已经在过江的船上了吧。

    我又想起了“徐新民”这个名字,想起了她让我转告父亲的那三句话。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有些害怕起来,周身掠过一阵冰冷的颤栗,心里像是压了块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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